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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言：活著的紀錄片，與框架組織的談判
趙芷妮

我們如何建構他人，與我們如何建構自己，之間是無休止的拉扯關係。

這世上沒有所謂「女性」的凝視 — 如果有的話，那必然不只是單純的張望，而是指我們如何透過感官去看、思考和感受事物，在個人的（潛）意識和外在的現實環境中把自己與他人進一步物化。把這凝視政治化的話，必然會干擾了潛在的同理心。

甚麼是活著的紀錄片？我不知道，但我會鍥而不捨地追尋下去。我們如何感受現實，並把之進一步梳理成（被遺忘及錯配的）記憶、（個人和集體的）情感、（沒有被承認和隱藏的）慾望以及（開放與封閉的）問題，以帶領自身走向腦海中抽象和詩意的領域…… 並遠離一切靜止而連貫的情節。

我們創造的語言（即由經驗歸納出來的言詞），在彰顯成（現實生活中）的一舉一動前，先化作了（透過菲林所表達的）情感。

我們大可把攝影機拿走。但假若這我們承受不了的話，就必須承認攝影機是我們的武器；我們的目的正是要上彈（底片）、 瞄準並射擊（拍攝） 我們的對象 — 假裝「看到」他們所看到的，甚至把他們囚禁在我們的客觀印象中。

我渴望追蹤那些游走在個人和政治間的記憶，把它們紀錄在當下，並好好記著這是為了誰和為了甚麼。當我們試圖把自己從形形式式的時間表和數據解放出來時，又該如何從情感出發，論述每天都快速變換著的時間與空間呢？

「罕見，卻恆在。」或許我並沒有透過觀察而變得很了解我的母親，但現在我卻能遁一個看不到的途徑去認識她。影片使這些內在的世界得以一一實現，並成為集體共享的經驗。

聲影的庫存不斷生長而重複著，直至我們失去了好好記著的意欲。從庫存中支取創作便是放開懷抱，隨自己的意向，用今天的眼睛去看昨天，面對現實。

不存在便是存在，記憶即是虛構。

我你之間，除了時間和空間，還有甚麼把我們分隔開來？是好好記著的欲望。

沒有甚麼是應該不被質疑的，但一切都不過是生活的日常。

或許女性「我」的不穩定性，源於二元的西方思想及身份認同政治等等…… 但我們又如何逃離語言本身？大抵是透過欣然地把自己書寫在影像之中吧。我們忘了我們不過深嵌於自己的論述之中。

文字與身體是不可分離的。

相片在甚麼時候會成為記憶？一切都是永恆，卻沒有甚麼是永恆的。

每個作品都是你活出自己的問題的過程。若問題的答案衍生出另一條問題，那就繼續創作下去吧。

所有意義都是從關係中創造出來的，也就是說，所有意義均是相對的。所以，我們千萬不要試圖以影像去製造意義，而是應該透過與框景內外的人建立關係，從而確立意義。

一部紀錄片不應懼怕沒有影像。

我們應當表彰記憶的面貌，連帶它的瑕疵、不盡可靠，以及它如何揭示了我們的欲望、焦慮、遺憾和損失……。電影並不是一趟精神上的時空旅行，我們不能藉影像修訂事情發展的先後次序。我們可以做的，就只有接受這媒介就是這樣一個被編造出來的現實之間的調停者，紀錄了我們在某時某刻是怎樣的一個人。

卡地亞-布列松（Cartier-Bresson）曾言道：「思考，是我們拍照前和後 做的事，不會在拍攝的瞬間進行。」 雖然我也會細想該如何構圖、如何與攝影機一起移動等問題的重要性，但攝影機一旦開動了，我知道一切會自然按序發生。像詩一樣。一直以來，都像詩一樣。當然，如此率性而行有時會引致錯誤，就好像一年前我便拍了一輯以後都不想再看到的影片，事後回想仍猶有餘悸。但這門藝術本身便具備了兩者的可能性，我不會因此而畏懼。

我永遠不會忘記第一次看到母親的婚禮影片時的情景。只見她穿上婚紗，攝影機十分貼近其面紗；驀地裡，鏡頭一轉，轉向了默然坐在酒店房間窗戶旁的祖父母，然後又快速轉向鏡子。我從未見過母親自拍，她也早在自拍盛行的年代前已離開了我們。 但在這短短三秒間，我深深感受到她的存在。於是乎，我把這個部分看了又看，翻來覆去地看。原來是她！是她拿著攝影機，在拍攝，在愛著，在感受著。很遺憾地，她的凝視我無法回送；我不能回望她，那是一種永遠的缺席。我知道我不能擁有她了。所以我只能緊緊抓住她的影像，僅此而已。但除了時間和空間以外，還有甚麼在把我們分開？我從此便常常想著這個問題。在經歷過與母親最親密的這麼一瞬間過後，我同時開始挑戰所有我所學過的，以及在我那仍然稚嫩的電影攝影事業中得到過的一切。為甚麼模糊的起格的錄影帶畫面為我帶來的感動，竟遠遠超於我在燈光效果下用昂貴的的攝影器材所拍攝的專業影像？

過去一年，我花了很多時間思考和鑽研「凝視」這主題。最首當其衝當然是有關凝視的政治化，但在個人層面上，也想了很多有關建構任何事物所帶來的影響等問題。同時，我發現，很多一年前我會問的問題，現在已經不會再問了：有時，是它們已然變得無關重要和幼稚可笑；有時，則是我發掘了一些更令人不安的問題，不得不先行處理。以下，我會嘗試把這些問題羅列出來：

（第一層）
「女性凝視」真的存在嗎？那麼有種族凝視嗎？我是以甚麼身份去拍攝他人的呢？為甚麼我一定要在「這」時候拍攝「這」對象？紀錄片和小說有甚麼分別？錄像書寫 因為屬於一種曖昧的存在，所以便很少在體裁上被研究嗎？

（第二層）
是甚麼構成了女性「我」的不穩定性？給敍述的聲音賦予形態是怎樣的？我們需要辨識「互相依賴的文化視角」和「獨立的文化視角」有何分別嗎？拍攝電影可以逃離身份政治的問題嗎？怎樣做到？

（第三層）
我與我的身體有甚麼關係？為甚麼有時我會很厭惡自己的身體？從甚麼時候開始，我會在腦海中、在鏡頭以外建構女性的形象？

在我撰寫這篇宣言時，香港正在抗爭中承受著巨大的集體創傷。牆上的塗鴉被一一洗刷掉，似是用最引人注目的方式提醒我們異見是如何被消滅的。我們希望記著這些創傷，因為我們放不下心中的怒火。我也因而發現，我所寫的最終不過緊扣著一個核心問題：為甚麼我們要記得？當我重新讀一遍這篇宣言的初稿時，我想過刪掉部分原先提出的問題，並以昨年我在示威現場作紀錄時充塞於腦海中的其他問題作替代。但細想之下，還是罷了。大抵我仍未準備好要放下那些原先的問題 — 特別是與我本身相抵觸的那些；它們使我成為一個負責任的紀錄者及抗爭者。暴力既已經成為我們的生活日常，發聲的代價亦越來越沉重。我的「記錄」，紀錄了當時的我是誰，以及我仍然希望成為怎樣的人。我為甚麼要抹去它呢？現今的香港已高度被政治化，我們的身體也因而迅速被物化為這個「具歷史性」的「宏觀政治」論述的一部分。如何現在就重奪我們的呼吸、叫聲以致那戰鬥的身體？如何不讓自己淪為時間線上的一個標記或云云數據中的一個點數？讓我們竭力追尋這些問題，並在摒棄它們後重新提問，再忘記它們，然後活得比它們長。

 

（原刊《我們的錄像宣言2：記述的衝動》，香港：據點·句點，2021。文稿篇輯：黎肖嫻。）

（本文所表達的觀點和意見僅代表作者本人，並不反映VMAC的觀點。）

 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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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錄影空間——與影像對話聚會》，2004，宣傳單張

如果錄像藝術是沉悶的代名詞，Video Café希望挪動咖啡茶座那輕鬆閑適的感覺，為推廣錄像的欣賞活動增添活力。據我們現有的紀錄，最早的Video Café（那時活動沒有中文名稱）在1996年出現。

2004年的Video Café活動（中譯《錄影空間》，缺乏英文名稱的親和力），為期超過一個月，錄映太奇化身 video cafe，周二至周六每天開放我們的媒體圖書館，讓參與者可閱讀不同的錄像藝術作品和相關書籍雜誌；而一連五個星期六，更舉行了五次不同主題的講座聚會，為錄像創作者或有興趣人士提供一定資源和交流機會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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