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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pril 2023

April 2023

2023/04/28

VMAC文章

香港的另類藝術與世界主義(節錄)
原文:Hector Rodriguez
中譯:黃小燕

本文提出「碎片化的日常」這一概念,用以描述香港近年的藝術創作狀況(包括戲劇、文學、電影和錄像作品)。這個文化現象與其說是一次有組織的藝術運動,不如說是一種鬆散的趨勢,當中涉及敘事題材、形式構建方法和主題取向。它的出現,早在1975年前後開始,但主要盛行於1980年代和90年代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期。這個現象並不包括香港所有藝術創作,它涵蓋的主要作品是在主流商業之外的前衛文化背景下產生的,並受到國際現代主義的影響。

「碎片化的日常」現象有兩個顯著特徵。首先,它所呈現的,是非常具體,並包含強烈地方元素的物事,如香港有名的街道和地標、特定的歷史事件、消失的建築、流行老歌、在地俚語、神話和故事,以至日常舊物等等。換言之,我想到的作品,總帶有易於辨識的在地文化元素,並與香港的歷史記憶和日常現實相關連,一概如是。

其次,拼湊各有所指的內容,成為碎片的集合。藝術家把不相關的題材,各樣情緒、地方和觀點加以移花接木、移形換影,製造拼貼效果,以及強烈的異質感。我所考察的錄像作品,如 《城市影像 》 (馮美華、榮念曾,1990)、《她說為何是 我》(馮美華,1989)、《Project No.9064》(關本良,1990)、《九五.二三 》(馮偉,1995)、《Love》(洪強,1997)、《沒有人(在跑馬地)等沒有人 》(陳錦樂,1997)、《Diary from the Hard-Boiled Wonderland》(葉旭耀,1998)、《看不見的城(牆) 》(許雅舒,1998)、《大地之歌:告別》(柯星沛,1998),有時將檔案影片、歷史照片與當下的或虛構或紀實的影像並置,有時在屏幕上疊加文字的元素,由是產生碎片化的效果。至於梁秉鈞(《剪紙》,1977)和西西(《我城》,1976)等小說家,他們則採用多視角的手法:作者藉着轉換不同人物角色的視點,積累各種特殊經驗,再現一個包容而多面的城市形象。[1] 其實,拼貼概念的理論早已存在。譬如,錄像、裝置藝術家羅琛堡視錄像製作為拼貼活動,通過並置異質材料,產生新的意義。[2]

上面提到的藝術家,甚少採用古典的敘事手法,即是,他們對那些面對困難和衝突,主人公定必迎難而上而後圓滿解決的故事,會避之則吉。這些藝術家所採取的典型進路,是捨棄或減弱因果鏈,採用模稜兩可的 「開放 」結局。「碎片化的日常」策略,對那些通常被排除在古典敘事之外的 「死亡」或 「瑣碎」瞬間,有時會顯露出強烈的依戀,因為它們與主要的戲劇衝突無關。這類作品無意提供「精心構建」的情節及解決方案,
寧取擅便的作結:影片會在無休止的、隨機的某個日常時刻之中告終。至於敘事性較強的小說或電影,如陳耀成的《浮世戀曲》,則會構建多條交錯的故事線,並在紀實和虛構之間不斷切換,突顯異質風格。這些不同的方法,以信手拈來和開放式的拼貼手段,容納了截然不同的材料。日常領域一下子變得分崩離析,不是割裂的歷史和日常生活片段,便是零碎印象或經驗。這種拼貼效果讓藝術家能夠達成兩個基本目標:保留某種形式的社會參考,與此同時,又能保持國際現代主義風格中的自我意識。

這些藝術家不時會被詩歌的簡練或照片的臨即感所吸引,這樣的作品既情感豐富又意味深長。短篇故事或錄像是實現濃稠和激烈情緒的理想形式,而長篇小說、電影和舞台表演則會以鬆散的形式,組合起較為簡短的段落,作為小插曲獨立存在。藝術作品成了瞬間時刻、不同回憶和各種暗示的剪貼簿。這些形形色色的元素,保留了它們作為碎片的自主性和獨特性,拒絕歸入任何一般的藝術框架。

在一些情況下,這種必然的「碎片化」是合力創作的結果。例如,時長43分鐘的前衛錄像《大地之歌:告別》(1998年)是由六位錄像工作者共同創作的(柯星沛是頊目的統籌,最終亦擔起了導演之名),當中有各自創作的部分,這些部分其實可獨立存在。作品由個別單元所組成,且具有明顯的形式特徵,有蒙太奇風格(讓人想起城市的無聲交響樂),也有定鏡長拍的手法。改編自董啟章的小說《地圖集》的多媒體舞台表演(1998年),是另一個例子。一次共同創作的嘗試,成就了異質的作品風格。除了有陳明志用敲擊樂器和中國傳統樂器創作音樂,本地前衛團體錄映太奇和花花世界亦參與其中,創作了錄像和舞蹈。

畢竟,這些合作模式僅屬殊例。在大多數情況下,拼貼還是出自藝術家的個人旨趣,然後獨自完成。本文使用「背景 」此一術語,為藝術家所做的選擇,其動機,與及關注點,提出解釋的框架。在我看來,某一「背景」可解釋一些藝術家在某個時刻創作某件作品的一個或多個原由。我認為,「碎片化的日常」現象的出現,可從下列五種背景來考量:(1)文化研究的影響,特別是「後結構主義」對符號學理論的重塑;(2)歷史「修正主義 」的利導,即優先考慮微細的日常物事、地方和活動,而不是「史詩的」或宏大的事件;(3)對於現代主義的互文性、去陌生化、無常和非理性的興趣;(4) 對城市作為一種獨特現象的著迷,當中的假設是:城市空間不僅是客觀數據的陳述,也是一個由記憶、欲望和想象組成的 「表達性 」或 「現象學」空間;以及 (5) 中國古典藝術的抒情趨勢和其當代樣態的再發現。

我得強調,不是每件「碎片化的日常」作品同時具有這五種背景,一些藝術家或只受到其中一兩個因素所影響。另則,這裡所討論的作品,屬百分百的「碎片化的日常」例子也不多,有時,只有作品中的特定場景或片段具備我所指的特徵。我的研究是在辨識個別作品或藝術家的實踐狀態,而不是去提供甚麼定論。我所舉的例子,彼此之間可謂千差萬別,強加子虛烏有的同一性,那是誤導。「碎片化的日常」現象不過是藝術這廣大範疇中的一個節點,作品特質和類型有交叉重疊,又是迥異的。

 

[1] 詩人、小說家和文化評論學者梁秉鈞在《都市文化》一文討論了多視角文學,見《九七影情》,頁41。(《九七影情 :當代香港之視覺探索, 1990-1996 》香港: 攝影畫報有限公司,1996。)
[2] 羅琛堡碩士論文《尼采、德勒茲及錄像藝術》,頁2。

 

(本文所表達的觀點和意見僅代表作者本人,並不反映VMAC的觀點。)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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